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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月落荒寺》:花了十五年,格非终于“从楼上下来”

来源:文汇报 | 毛尖  2019年11月20日08:47

明面上,《月落荒寺》这部作品和格非之前的《隐身衣》有很多交叉,原来的副线人物在《月落荒寺》中成了主场人物,像戏剧中,主唱和副歌交换了位置,或者,借格非曾在采访中说的一个意思,林宜生们,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突破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文本“常人”,突破了“隐身”的位置,开始对自己的存在发出既软弱又锐利的思考。文本和人物的互相转场,是先锋一代最娴熟的技巧,马原这样干,余华也这样干,只是格非把这种手法发展成一种语法,《月落荒寺》内部,第35节复现了第1节的场景,但转换了视点。在小说外部,无论是女主“楚云”这个名字,还是“月落荒寺”这个曲名,都和白居易、《金瓶梅》、德彪西等更广阔的文本构成了复调。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部作品的内面。

小说开头就写,四月初的一天下午,“林宜生和楚云从楼上下来”,这句话如此眼熟。没错,它跟《江南三部曲》的第一句话,几乎一模一样,《人面桃花》开首就是,“父亲从楼上下来了。”从2004年的《人面桃花》,到2019年的《月落荒寺》,十五年,格非终于从楼上下来。

整本书,虽然依然受“月落荒寺”格式的统辖,里面有大量典雅的诗词歌赋,包括楚月本人神秘的氤氲之气,以及她让林宜生刮目相看的时刻,也是因为他发现她的知识面“并不限于日本俳句、白居易和帕斯卡尔”,她懂德彪西,还能对马丁·路德的音乐贡献下判断,这些,都是格非以往小说中有的,以后还会有的种种文人气。但是,时代,突入了他的小说。

卡尔·施密特在论述《哈姆雷特》时指出,悲剧和悲哀的戏剧不一样,后者其实只是表演剧,而悲剧,是无法被表演的。“悲剧事件的核心、悲剧货真价实的根源是某种无法掩盖的东西”,是即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也无法虚构的东西,也就是,“时代性”。换言之,“悲剧不是基于被共同承认的语言以及戏剧规则,而是基于共通的历史现实这一活生生的经验而成立。”

上述观点来自施密特的《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看《月落荒寺》的时候,不断想到施密特的这本书。这么说吧,在这部最新作品中,格非似乎终于放弃了他已然成熟且深受读者喜爱的演技,用这种演技,他已能胜任各种戏剧或故事,他能神秘又轻松地驾驭一切幻想和情景,可以不动声色也可以声色翻滚,但是,新世纪开始,他应该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虚构,就像,现实的硬核是任何作家无力只手创造。《哈姆雷特》最后是直接从眼前的现实中取材,终于让一个悲哀的戏剧上升为悲剧。

把悲哀的戏剧上升为悲剧,《江南三部曲》是一次思想实践,《月落荒寺》则是一次全方位的更彻底的实践,因为这一次,现实还侵入了格非的叙事和语言层面。

莫言曾经开玩笑地说,无论他写什么,都是乡村小说,但无论格非写什么,都是城市的。这话非常精准,仔细体味,可以说其中也包含了一层批评。从八十年代写到今天,格非一直以“结构现代,文辞雅致”赢得读者,即使是在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中,男男女女也基本没有丰乳肥臀的言辞,但是,《月落荒寺》中,格非的语言突然粗糙起来,偶尔甚至动用了器官,风格的放弃是任何作家都不敢随便实施的,但格非似乎决意重建叙事和生活的关系。

时代入侵小说。小说中出现的各种符号都失去了先锋滤镜,中关村,五道口,理工大学,雕刻时光,很多读者甚至把男主直接对位格非。格非落笔时刻,不会预料不到这个结果,对于一个特别擅长保护自己隐私的作家,这样的裸露几乎有点畅销小说的横竖横,格非可以把他的音乐爱好交给主人公,那男主的失眠当然也可能就是格非自己的。而通过向文本上缴自己的部分生活,格非相当成功地在观众和文本之间建构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作者和小说主人公分享共同的生活细节。如此,观众的生活世界也被整合进了文本,没错,那个天桥我们也走过,那次车祸,就像我们曾经目睹的那次。当然,格非没有止步于此,否则他的小说就是新闻就是报道了,把那次我们共同目击的车祸带到悲剧的高度,格非还需要用文学为事件赋形。

如此,“月落荒寺”出场。

说实在,我一直觉得“月落荒寺”这个意象高了点,尤其最后还要搞到圆明园正觉寺去,挥不去的上流社会广场舞感,好在主人公始终和这个上流社会保持了一种融入的间离。而格非做得最好的是,终场“月落”,并不是在圆明园完成。就像《哈姆雷特》最后一幕,作为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要为这个国家做好临终的政治安排,“福丁布拉斯将被推戴为王,他已经得到我这临死之人的同意”,格非也为林宜生和楚生封印了时代的创口贴,他们的生活都已经恢复平静,各自成家各自人生。

我很喜欢这个结尾。它缓解了《春尽江南》结尾女主之死带来的遗憾。说到底,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每个人都是拿自己的局限和这个世界肉搏,而作为凡人,我们能在人世收获的敌意也好,爱意也好,最后都将混同日月,和岩石树木为伴。月落荒寺,林宜生最后的人生选择和他最后的谎言愿望,结结实实就是我们共享的现在,在这一刻,悲哀的戏剧成为悲剧,当代月色以它无可更改的行程和形状,和我们彼此确认。这是时代硬盘,这种体验为本世纪的每个人所分享,格非不过是完成了他的文学任务,而经由这最后的瞬间,格非下楼。

这让我想起他当年在写作课上讲过的一个故事,似乎也是全班最投入的一次课,因为当时整个课堂安静下来。故事是这样的,一对恋人出海,海誓山盟完毕,小伙掏出戒指,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浪头,戒指落海。恋人就这样被致命的浪头打散,各自天涯。很多年过去,他们相遇泰坦尼克晚宴,百感交集时刻,鲨鱼上桌,老女郎一口下去,牙齿咯噔。

“戒指,她吃到了戒指。”人人呼之欲出。格非好整以暇,几乎要拿出烟来抽。我们在想象中等他吐出烟圈,他说了一句,“她吃到一根鲨鱼骨头。”

《月落荒寺》,格非下楼来,吐出他的鲨鱼骨头。在这个“具体的普遍性”里,我们穷尽一生寻求的答案,以既凄怆又温暖的形象,和我们觥筹交错。如此,无论是书中卢卡奇的“深渊大饭店”,还是萨特的“两种生活论”,都被月亮统摄,因为它严厉地照竹林,也温柔地照沟渠。存在就是我们的全部职责,用弥尔顿的诗来说,只是站着待命的,也是伺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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