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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俩不过是贴切表达真情实感” ——琐忆林斤澜与《舞伎》,兼释李庆西之疑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 徐正纶  2019年09月30日08:06

林斤澜

近读李庆西在《上海文化》2019年5月号上发表的回忆林斤澜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到这位作家所著的一本散文集《舞伎》。我不由得又翻阅了一遍林斤澜写给我的20封旧信。这些信都是我来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以后写的,其中有好几封信说到关于出版他《舞伎》的一些来龙去脉。

人们知道,林斤澜是以写短篇小说驰誉当年中国文坛的,曾和汪曾祺一起被称为“文坛双璧”。但他也写过不少精彩的散文,出了好几本散文集;在我的印象中,《舞伎》应是他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第一本自选的散文集子。

林斤澜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起自己对散文写作的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干文学这一行多年,虽然写得最多的是短篇小说,但也写过散文,散见于各地报刊;他对有些散文作品的自我感觉,比自己写的短篇小说还要好。说到这里,他常提起国画泰斗齐白石说的那句话:“余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接着便是他那习惯性的“哈哈哈哈”一笑。

话虽没有说全,留了一半,但从这笑声里,我分明听出他对自己某些散文作品的自负和自赏。他在1984年11月20日给我的信里就这样说过:“年事日增,对散文的兴趣也大了。有人更喜欢我的散文。新文学大系里选我的小说,好像是意中事;两个时期都选了我的散文,实有意外。”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文学创作气氛回暖,当北京的同行们“急急着找补”时节,停笔12年的林斤澜“也不怠慢,重理旧业”。一提起笔,他竟“没头没脑”写了好几篇“先前不多写”的散文,而且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倒把他原來擅写的短篇小说暂时冷落了。

所以,当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建社伊始,向这位浙籍作家约稿时,他很爽快地答应先给我们编一本散文选集,并且在来信中表示:“这回的散文选,当好好出一本书。”看来,他对出好这本集子底气很足、决心很大。

从后来出版的《舞伎》可看出,林斤澜确实为这本集子花了力气,动了脑子,下了一番功夫。他从自己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大量散文中,选定自己中意的篇目58篇之后,并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锅灼”,只是笼统地按发表时间先后排排队;而是根据文章的不同主题,仔细地分门别类,编成“记情”“记事”“记地”“记人”“记文”五辑。他还给这本散文集取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別致的书名:《舞伎》。乍一看,还以为这是一本写日本歌舞伎的书,而实际上作家取这个书名的用意,既与“五记”谐音,又包含着“‘舞’是舞文弄墨,‘伎’是伎俩”的涵义,语意双关。

尤其是他为《舞伎》写的一篇《前言》,不是常见的应景文字,从中明显可看出他想借这本集子,表明自己对革新散文写作语言的尝试和坚持。当时,许多读者认为林斤澜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上世纪50年代写的比较好读,复出以后所写的就有点晦涩,“看不懂了”。他在这篇《前言》中就这样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直至进入80年代所写的这些作品,“如果说文字有‘抑扬顿挫’四个字,那么‘抑扬’见少,‘顿挫’殊多了。‘顿挫’对付得不合适,就生涩。”还说“有好人劝说,倒不如回到50年代那样,总还是‘流走’起来畅快”,他的回答是:“谢谢。老话说‘非不为,实不能’,我是‘实不能,也不为’。文字本身只是符号,舞文弄墨白了头,那伎俩不过是贴切表达真情实感。生活的感受不同,‘流走’时不能‘顿挫’,‘顿挫’时也不为‘流走’。”这就是说,时代不同了,生活感受不同了,他使用的创作语言,也应该与时俱进,有所不同,该“顿挫”还是要“顿挫”,决不为追求“流走”而回避以至舍弃“顿挫”。

林斤澜的这本散文集,还涉及一个散文的文体观问题。

一般说来,散文泛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包括杂文、随笔、游记等。但后来也有人将其中偏于“议论”的归之为“杂文”,将偏于“叙事和抒情”的称之为“散文”,这也就是“五四”时期周作人所说的“美文”和鲁迅在《两地书》中所说的“散文小品”。倘若前者是广义的,后者便是狭义的。钱理群、王德厚为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的《鲁迅散文全编》的《前言》中就说:“这本‘全编’,如 要‘正名’,应称之为‘鲁迅散文小品全编’或‘鲁迅美文全编’,但说是‘散文全编’,也无不可——这是一种狭义的散文概念。”

林斤澜显然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提倡广义的散文文体。他在《舞伎·前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这是我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散文选集。有的或者不像是散文,那么是杂文吗?这中间也难解难分。”因此,他主张散文选集中,可收作家为别人著作所写的序跋,也可收作家某些讲话稿等等。

他在1985年1月8日的来信中,提到《舞伎》一书,要从30多年所写的文章中选择,紧接着说:“文质不能以文体区分,序跋岂无佳作;我给母国政、刘心武集子写的序,反映不错。”还说,某出版社到北京来约散文之类书稿,“不提精选,反倒求全。连讲话稿,也整理收集。”他听说此间文坛有人出于狭义的散文概念,看不上序跋一类作品,说了些难听的话,想把它们逐出“散文”领地,很不以为然,在信中对此反驳道:“你们那里的‘破烂’之说,或因质量确实太低,或是论者过左。排斥序跋,左得可以了。”当然,他这里所说的“左”,不是政治意义的,而是指思想方法的片面、偏激和褊狭。

在《舞伎》“记文”一辑中,林斤澜收入《读〈鸡啄米〉》一文,在副题上就公然标明“刘心武小说集序”。 (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此外,收入此书的《有关结构漫谈》《小说说小》等好几篇文章,虽然经过整理,改头换面,但显然带有他在某些场合对青年作者或爱好文学青年讲话的痕迹。《舞伎》既收了“序跋”,也收了“讲话”,正体现了林斤澜对散文的广义的文体概念。

看来,林斤澜很重视、很在乎这本集子,不仅因为他此时此刻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对散文有所偏爱,也不仅因为他要通过这本选集探索和经营散文写作的另一种语言风格,而且还因为他要借此表明他所赞同的散文文体观。

1985年,我们出版社李庆西、黄育海两同志去北京找到林斤澜,请他为《创作谈丛书》写稿,并请他帮助我们向北京的其他作家约稿。他出于对家乡出版社的情谊,尽管正在紧锣密鼓编选《舞伎》,还是毫不推辞,一口答应了下来。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这时却没有把自己正在为我们出版社编这本散文集透露给庆西,或者说起过,庆西没有在意,以至庆西在《上海文化》所写的那篇回忆文章中,还对当年向林约写的是“创作谈”,后来交来的却是散文集《舞伎》一事,感到疑惑不解。

然而,还有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初,当林斤澜选编《舞伎》散文集杀青,即将交付出版社的当口,竟出现了一场波折,枉走了一段弯路。

那几年,出版社的财政体制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改革,从原来的“大锅饭”转为“自负盈亏”,经济压力陡然大大加重,于是我们便在紧缩原先的选题计划上找出路。一位刚调来分管这项工作的同事,不了解本社约稿的历史状况,轻率地以经济效益不佳为借口,把林斤澜的《舞伎》选题砍掉了。当我把这个信息写信告知林斤澜时,他光火了。平日我和他交往时,觉得他待人处事比较温和,是容易商量、好打交道的人;谁知这一回他毫不客气,简直有点“声色俱厉”“怒发冲冠”的架势。

且看他在1986年2月26日给我的那封回信。他说“散文选是你们前任两位社长和现任一约、再约、三约的稿子,居然废约,也太不讲信用了。我在文艺界混了四个年代,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偏偏发生在家乡出版社,在我有叶落归根之思之时”。他接着表示,此前他曾应约为我社编一本《创作谈》,并已开始动手;他帮我们约请在京几位作家为这套“丛书”写稿,也已落实。但是,“无信不立”,“既然你们变化无常,不好办事,也就算了”,“没有信用的事,先不做了”……熊熊怒火,跃然纸上。

我收到这封信,立即交给班子传阅,还特送两位前任老同志过目。他们都承认此前曾先后向林约过这本散文选集;当时还不时兴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口头说好,就算是“君子协定”,照此办理就是。经过磋商,班子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废约一事,我们这边理亏;况且林斤澜是一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对家乡出版社又一向热情支持,对他的书稿更宜慎重处理,不应出尔反尔。于是,李庆西便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亲赴北京,和老林当面敲定了一切。林斤澜在1986年5月30日的来信中,也曾提起这件事:“拙作散文选集《舞伎》,实是数任几番约稿,却使你们略有为难,总是意外。现在经责任编辑来京商定,这件事算是了结。”就这样,这本散文集,便于当年下半年进入操作过程,1988年问世。

林斤澜在来信中,如此疾言厉色,在我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的这种非常态的感情爆发,我想,除了让人更形象地窥见作家潜在性格的另一面,即对不守信用等不合理现象的零容忍之外,从中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对这本散文集比较看重,切望它能够尽快地顺利出版呢?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他这一次偶而发火,也决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横扫一切”以至“滥杀无辜”。就在上面那封信的后面,他口气一转,写了这么几句:“言而无信的是出版社,也不记在个人名下。各处出版社也常有往来,来的都是个人,办的都是社事。有的社不好办事,就不办,个人还是来往。以后你个人有什么事,当然‘一如既往’,竭力做到。有关你社的事,一般不做。你个人以为非做不可,也只能为你个人勉强为之。”他对我们出版社的此次失信意见很大,但单位是单位,个人是个人。有时虽然很难分开,倘若以我个人的名义办,另当别论。他毕竟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就是林斤澜待人接物的辩证法。

难怪北京文学圈里有人说他“世故”。这两个字用在他身上并非贬义,而是对他在这个圈子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分寸拿捏到位的肯定和称赞。所以他在北京文学界“人缘”很好,不论比他老的如汪曾祺,比他年轻的如邓友梅、从维熙,或是更年轻的如刘心武等人,都能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都能对他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关于林斤澜这本《舞伎》散文集从约稿到出版的过程,拉拉杂杂,写下这么一些。如果能多多少少折射出这位作家为人为文的某些碎片,让读者更加走近他;如果能对李庆西那篇回忆林斤澜文章中说到的困惑,起到一点释疑作用,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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